分享 | 袁长庚 云南大学人类学副教授

李经衡 福寿园国际集团首席品牌官

整理 | 孙行之

(资料图)

“老龄化”大潮来了。以上海为例，据上海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常住人口中60岁以上部分占整体的25%。2021年、2022年，上海市常住人口死亡率超过了出生率。社会将变得越来越老。在此过程中，人对整体生命进程的安排也会有很大改变。

这种集体性的转变正催生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我们称它为“生命商业”。

转变在许多方面显露端倪。很多中青年人也加入了立遗嘱的行列。医疗机构对“临终关怀”的业务越来越看重。年报显示，去年福寿园国际集团共签订生前契约16,759份，较上一年增长21.8%。所谓生前契约，简单来说，就是客户提前与公司签订合同，订购一系列殡葬服务。在更早迈入老龄化进程的欧美部分国家以及日本，这项业务已经普及。

商业模式变化背后，是人的观念。

人对“死亡”的看法变了。“死亡”原本是一个“不可说”的话题，是日常话语的真空地带。现在，越来越多的书籍、电影和网络广告，都开始触及这个话题。相关学术交流也正被积极推动。“死亡”逐渐从一个神秘领域被“解放”出来，成为一个可以用理性话语诠释的社会问题。而既然可以用理性话语诠释，那么就有可能用现代的、商业的方式去管理和安排。商业需求由此铺展开来。

人际关系变了。前现代社会，人栖息在集体当中，“生、老、病、死”是家庭、家族甚至整个社群一同解决的。现在，生活在大城市的人变得越来越“原子化”，加之“少子化”的潮流，很多事务需要依赖市场解决。

人对“自我”的看法变了，中国社会“个体化”的40年里，人自我主宰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自控”是与社会文明进程相伴而来的，和平的时间越长，社会分工越是细密，人就越是习惯于严格地自我控制。一旦掌握了各种工具，一生习惯于自我主宰的人们是很难放弃对最后阶段及身后事的控制的。

“死亡”问题的特殊性也对整个社会现有的“工具箱”发出了很大挑战。面对衰老与死亡，现代技术有时显得十分无力，意义之网的作用开始凸显。对死亡的感受与人对终极意义的体认关系尤其紧密。从这个意义上说，商业手段介入的过程中，如何能够同时保持“死亡”的神圣性，让生者的超越性情感可以得到安放？这是将来社会对商业提出的一大挑战。

本刊曾就墓园产业探访上市殡葬企业福寿园——《往生何寄？福寿园与它背后的30年变迁》。近期，《中欧商业评论》“商谈”栏目特邀云南大学人类学副教授袁长庚与福寿园国际集团首席品牌官李经衡围绕“生命商业背后的价值观变迁”进行线上对谈。以下为内容摘要。

在生命尽头，

强者的很多能力积累失效了

《中欧商业评论》（以下简称CBR）：

越来越多的电影、书籍和非虚构写作开始触及“老去”和“死亡”的问题。其中描绘了老年人面对的各种困境，且许多困境是结构性的、集体性的，在现有社会服务中暂时找不到解决方案。最近几年，作为对变化的回应，行业做过那些改变？

李经衡：

先谈谈殡葬业务。殡葬的本质是对抗死亡，核心是三件事：殡、葬、祭。过去我们做的更多的是殡和葬，即殡仪业务和墓园业务。但其实，人死亡还是一个社会性的告别，也就是“祭”。在这方面，我们在做更多工作，比如，为逝者做电影，为他们撰写传记，写作成书等等。对抗死亡就是让人获得某种永恒，那么，这些对逝者的记录和留存，就是让他们获得“永恒”的一种方式。

以前修谱需要大量人力投入，是条件优越的家庭才能承担得起的。现在，我们在做“数字+”的工程，利用人工智能和数字化手段，可以更方便地做资料留存。我们甚至可以让逝者永远生活在数字空间，让他们与生者持续对话。逝者的后人和朋友可以持续在数字空间不断添加东西，达成一个绵延不断的怀念。

现在，福寿园在销售墓位的时候，每一个墓位会配一个数字空间，生者可以将图像、文字等都上传上去，永久保留。

我们福寿园内部有一个“三记”的概念，就是“记号、记载和纪念”。第一个是记号，也就是墓地和墓碑，传统观念是希望把墓做大，但现在出于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考虑，我们在尽量把墓做得小而美，把墓园变成公园。“记载”传统上主要通过墓志铭来承载，我们现在用网络空间把记载做大，做厚。“纪念”就是后人一次次的怀念，我们正在探索“数字人”的产品，让纪念可以变得很长。

网络已经在改变中国人纪念先人的习惯，从前，人们在一些特殊的节日扫墓，比如清明、冬至、春节等等，现在因为有了云祭扫的空间，人们可以时不时去这个空间看一看。

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我们正在跨越“死亡”这道门，将业务衍生到全生命周期。比如，在对老年人的服务当中，我们在做的一项业务就是“安宁疗护”。

不少统计显示，人一生花费的医疗费用，一大半是用在最后这几个月的，有些治疗让本人和家人都倍感痛苦。 现在有很多声音在呼吁人们重新思考：人到了最后阶段，应该如何选择生命的去留。在对临终阶段的照护上，一方面是需要立法来确认，另一方面，需要有专业人士介入其中，帮助家庭成员来做出应对方案。我们现在就在重点培训“生命社工”。

生命社工包括四个类型：教育社工、健康社工、安宁社工以及殡葬社工。安宁社工要做的事具有创新性，也极具挑战。他们解决的就是临终关怀的问题。在介入一个案例的时候，他们通常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主持召集家庭会议，组织家庭成员们来决定最后阶段的治疗方案。更具体地说，就是要决定是否放弃治疗，是否用更为缓和的治疗方案。

当一个家庭面临成员死亡的时候，做出决策是非常艰难的，而且，家庭成员也很难先开口。第三方介入时，当事者的心理压力相对更小。

另一种情况是， 在实践案例中，我们也发现，哪怕身患重病的人在神志清醒的时候反复要求在最后阶段放弃治疗，子女处于“孝道”考虑，也有可能而违背本人的意愿，选择继续治疗。这时候也需要第三方力量的介入。

安宁社工的另一项工作职能是做“心理疗愈”，为临终者提供面对死亡时的心理支持。“生命社工”是将来会出现的一个全新行业。

袁长庚：

商业对社会问题的触觉是十分敏锐的，这些新的服务和理念其实是在恢复这个社会从前有过的规范和常识。就刚刚提到的安宁社工，让我想到，在传统社会，尤其是村庄里，会出现几个大家非常信任的人。在一个老人濒临死亡的时候，这样的人会组织召开家庭会议。比如说我自己的家庭中，我爷爷那一辈有两、三位亲戚，有男有女，他们有很丰富的社会经验，在村里也很受尊敬。在一个家庭中有人面临死亡的时候，这样的人就会出面提醒家族成员接下去要操办的事情。这其实是一个“死亡”事件从家庭被移交给社区的衔接。

但很多传统都曾遭遇中断。文革以后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40多年里，每个人都接收到一个强烈的暗示，那就是，活成一个强者。通过资本积累和能力建设，每个人好像都能够完成很多事。但在应对衰老和死亡的问题上，很多积累都失效了。人无法单独应对衰老和死亡。在生命的尽头，人开始重新意识到社会的重要性。

这时候，我们面临的一个新问题是：是否拥有技能储备，是不是真的知道这些事情应该怎么做？我们现在还没有底气作出肯定的回答。所以，培养人才是十分重要的。

安宁疗护这个岗位，特别需要相关人员在技术和意识上的把握。面对临终关怀这个问题，需要掌握的就不仅是医学知识，而是把握他的心理状态、家庭处境、社会处境，需要做全方位的评估，而且要及时调整，这项工作的挑战是极大的。

这也对现有的教育体系提出挑战的。我们现有的学科分类和知识体系当中，没有提供这样的工具。

老年人需要

走到一个群体中去

CBR：

老去以后，除了身体照料之外，“孤独感”是人们要面临的一大问题，现有的商业设置是否能提供好的解决方案？

袁长庚：

现在，上海女性的平均寿命已经快要逼近日本了。假设一个人60岁退休，那么还有20年时间，将要离开工作岗位。这意味着，老年人需要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构建自己的生活意义。

根据我的观察，目前纯粹靠自己活得精神富足，或者说，精神世界比较完整的人，其实很少。大多数人依赖两种方式或得满足感，第一是美满的家庭，和子女、亲戚构成一个小小的核心圈子，在这个圈子的保护下生活；第二是，重新找回自己的爱好，或是在社区里做义工。

要重新找回意义感，说简单也很简单，就是把自己放回到某个群体中去。

其实，在做好防护的基础上，劳动是一种好的生活方式。就像孩子通过劳动理解社会的运作，老人也可以通过工作找到与时代的共鸣。

我们有一个对老龄社会非常错误的理解，就是老人应该被养起来。老人不需要被“养”，他们需要的是扶助，需要解决基本的需求，其中很大一部分需求就是与社会的互动。不能因为一个人到了法定退休年龄，就阻断这种互动。我们不能人为设限，要强调人的多种可能性，老年人与社会的联系不能被封存起来。

李经衡：

上海养老有个9073概念，90%的人居家养老，7%社区养老，只有3%的人去养老院。养老院对整个社会来说，还是短缺的资源。所以，我们现在的重点还是放在照顾居家养老的老人。我刚刚提到的社工，其实就有陪伴老人的职能，他们能够定期上门陪伴老人。现在，这项业务已经形成一个产业，很多人愿意为此付费。

还有一点，我认为，社会应该为老人重返社会提供一些服务。比如在日本，老龄化很严重，但同时，老年人就业率是很高的。 老年人就业，对他们自己来说，一大意义是重新找到和社会的链接。 日本其实有银发就业中心。我们的政府其实也在推进这方面工作，只是没有非常旗帜鲜明地突出。

对身后事的提前安排

CBR：

年报显示，去年福寿园的“生前契约”业务签约量上升了21%。“生前契约”这个概念在这两年也逐渐成为热词，殡葬业、保险业不少人在谈论这个话题。

李经衡：

生前契约在未来是一个增长点。美国最大的上市殡葬企业，生前契约占它总营收的60%。

现在要接触生前契约其实相当简单，京东平台上就能找到福寿园提供的产品，网页对业务的介绍也很详细。信息不透明，这一直是我们这个行业被诟病的一大问题。在网络平台上，一切都是明码标价。对顾客来说，明白消费很重要，尤其是在对大事的处理上。

袁长庚：

生前契约在中国的特殊性在于，“死亡”事件与一个人的家庭、社区存在很深的纠葛。因为，一个人的死亡，是一个群体的哀伤，大家都要做出哀悼的行动。 而生前契约是逝者本人定制的一项服务，如何在之后协调好家人，让事情得以持续下去，是一个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家人有时候会问：我在这件事情里的角色是什么?

另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一个人的遗嘱，有时候不是一件事情的终结，而是一次断裂的引爆。 尤其是关于财产安排，这样的冲突屡见不鲜。有时候清晰的语言表述背后也会有言犹未尽的部分，需要更多力量加入去协调。

李经衡：

的确如此，在执行过程中，也会遇到家属干预的情况，有时的确也会在一定范围内做出调整。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去尽一切可能协调各方，履行契约。另外要补充的一点是，签订生前契约的人也会有考量，比如他们本身就是独居老人，或者他们预料到子女无法赶到身边。

关于如何保证契约能够被履行，我们提出“福寿三嘱”，包括遗嘱，主要是对财产的处理；预嘱，主要是针对生命最后阶段的医疗方案；以及，针对后事的生前契约。三份契约加在一起，能够提供一个比较好的稳定性。

面对衰老，建立可靠的

人际关系很重要

CBR：

我们对“死亡”问题的讨论，除了对一些事务安排的思考外，更关乎对“如何渡过这一生”的理解。袁老师曾经开设的“死亡课”受到了很多关注，最近，听说你又带着学生去读“幸福人类学”领域的书籍。这个过程带给你新的感触吗？

袁长庚：

我想很多人可能对幸福存在误解，认为这是一个恒定的状态。 人类学研究幸福，其实是提醒人们，幸福是一个非常脆弱而短暂的状态，是人生当中通过比较才能确立的感受。在获得幸福的过程中，需要经历很漫长的阶段去塑造，才能等到那一刻的来临。而在那之前，需要做很多准备，其中就包括对不幸的确认和消化。 从这个意义上说，借由思考“死亡问题”，我们也在思考，究竟在期待何种幸福？

我们今天的社会不会太多去谈论“死亡”。这首先是一个能力的问题，的确是很多人不知道如何去谈论和处理。

今天大家感兴趣的，也不仅仅是“死亡”本身，这里面其实裹挟着很多其他问题，比如，当人生没那么有希望，当整个社会不是那么昂扬的时候，应该怎么应对？ 年轻人所说的“躺平”、“摆烂”，其实不是他们真的就躺平了，而是他们先把这种消极的姿态摆出来。这其实是他们的一种排解方式。 如果现在去问我的学生，他们愿不愿意从事有关殡葬的工作，我想有很大一部分会愿意的，因为这里头牵涉到对“意义感”的确认。当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物质发展速度慢下来以后，人很自然会转而寻求更多有关生命的意义。

用“消费”的模式去解决问题，这对现代人来说是非常熟悉的。尤其对年轻人来说，从小承受应试教育的压力，很多人都只管自己的事情，不愿意向他人敞开自己，因为一旦打开，可能就意味着被损耗或被占便宜。 但我们对很多问题的解决，其实无法依赖消费，而是需要重新回到人群当中去，建立可靠的人际关系，寻找自己与他人的共鸣。 这一点需要重新补课。